受疫情影响收入锐减，为了生存，一位资深律师竟然卖起了医疗器械，这个跨度可是够大的。
中午下班路上接到一个电话，一看手机上显示的姓名，是多年不联系的一名律师，早已去副省级城市发展了。前些年他有代理的案子在这边的法院开庭时，还在微信上打个招呼，后来便没有音讯了。
相互问好后，他言归正传：“记得你有一个同学在XX医院当领导？”
我以为他有老家的亲戚朋友要去看病，便说是的，因为德才兼备，如今这位同学已经是这家三甲医院的一把手了。
“那太好了！”他欣喜地说，“我正在回老家的路上，再有1个多小时就到了。你下午能约他出来一起吃个晚饭吗？”
我问他：“你有啥事啊？人家忙得很，一般不会出来。”
他说：“是这样的，我手头有一种新上市的医疗器械，功能先进，科技含量很高，XX医院肯定能用得上。你把他约出来，我跟他谈谈。”
我感到惊诧，忙问：“你怎么卖起医疗器械来了？改行了？”
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安排他来的，让他开拓家乡市场。主任的老婆开了家医疗器械公司，最近几年尤其是去年以来，受疫情影响，事务所业务量锐减，一些聘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中小企业或者破产倒闭了，或者降低了服务费，律师们收入大降，有些新入行的律师和律师助理维持生计都成了问题，只能走人。为应对困境，主任便想出了这一招，让律师们推销医疗器械，事成之后拿提成，也算是一项副业吧。如今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了，但事务所恢复元气尚需时日。
我告诉他，我这名同学一向爱惜羽毛、谨慎低调，如果我跟人家说推销医疗器械的人想请客吃饭，人家更不会出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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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不清楚现在医院用的器械是不是跟药品一样，要经过集中招标采购。这样吧，我把他办公室的电话告诉你，你打电话跟他联系。如果XX医院对这种器械感兴趣的话，估计他会安排相关科室联系你。不过你这么远过来，应该早有目标了吧？”我问他。
他说是的，他有一个以前的邻居在另一家医院担任副职，他正打算去那家医院的，路上突然想起我，又联想起我的那名同学，便给我打了电话，“不过我担心那位老邻居是副职，说了不算，不像你这位同学是一把手，能当家作主。”
我说我实在不方便出面做中间人，也从没有办过这种事。然后祝他好运，挂了电话，把那位同学的办公电话号码发给了他。心想，一个从业20多年的律师突然卖起了医疗器械，不知道他都经历了什么？
回家吃完午饭后我还在想这件事，然后上网搜了搜，发现了一篇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江锋涛、陆雅写的调研报告《疫情对律师业务的影响，到底有多大？》
文章在第三部分，讲了疫情对律师事务所的四大挑战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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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律师法律服务受到一定限制
调解、公证、仲裁、公检法等部门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工作基本步入正轨，但是出于避免人群聚集、人群密切接触的考虑，均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降低传播风险，譬如暂缓提交材料，限号进入立案大厅，无必要不予律师会见，限号阅卷等。审判机关多开启网上立案、开庭、调解与执行工作，线下的司法活动因疫情基本暂停。
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律师办理具体案件的效率，延长了办案周期，也导致了当事人对于律师以及相关工作和质疑和不信任。
4、固定成本压力加大
法律服务作为轻资产、智识性行业，成本支出主要是房租和人员工资。律师事务所多分布在交通便利、商业聚集的热门地段，房租成本较高。
尤其是以公司制经营的律师事务所，其薪酬结构以年薪制为主，律师团队中相当一部分是类似于咨询服务型公司的高薪律师，人工成本非常高。在业务与收入大幅减少时，固定成本的压力相对不断加大。
不过，形势的变化和新情况的发生通常伴随着新问题、新机遇的出现，或者不同性质问题的增减变化，正所谓机遇与挑战并存，有挑战就有机遇。
文章接着对疫情中律师事务所面临的机遇进行了分析：
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，企业破产清算类业务、劳动者工资薪酬纠纷类业务、刑事类业务、因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而导致的行政处罚类业务、集体诉讼类业务的数量呈上升和增多趋势。
律师事务所应该找准自身社会组织的独特定位、用好法律服务的专业优势，将目光聚焦在此类业务上，关注高发案件，通过积极参与相关案件的代理、辩护和非诉讼案件，与司法机关密切协作配合，共同化解矛盾、定纷止争，发挥好律师这支法治队伍的重要作用。
在法院审理案件受疫情影响无法保证高效完成诉讼的情况下，律师事务所要积极参与仲裁、调解案件的处理，以适应特殊时期多样化的纠纷解决机制。
我想，疫情对律师行业造成的不利影响终将会过去。术业有专攻，还是让律师面对企业、当事人和法官，把精力放在法律服务和案件诉讼上，而非不务正业，东奔西走，向医院院长推销医疗器械吧。
